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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三年，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计两千九百四十三万石。
其中，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石，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石，嘉兴府一百三十万七千石，丨州府五十五万贰仟石。
江南地区以仅仅占全国百分之六的耕地面积，缴纳了整个国家将近百分之二十的税粮，这就是为什么江南人常常抱怨朝廷不公，对江南课以重税的直接原因。
然而，这些抱怨的人却隐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那就是江南的田地有六成以上都是官田，在部分地区，如松江府，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恐怖的八成五以上！
这些官田是老朱弄来的，老朱心眼小，睚眦必报，当年江南是张士诚的地盘，他打败老张以后，没收了当地豪强地主跟百姓的田地用作官田。
而官田是不需要常例来制定税额的，因为官田已经将田租和田税合并了，以至于官田税收每亩最多可以收到三石，总税率直逼九成。
所以朱由检弄的公田，其实并不是拍脑袋想出来，而是有迹可循的，但他的公田与官田其实还是有着细微但本质的区别的
官田属于官府，这个官府可以是朝廷，也可以是地方上的，所以就会经常出现地方财政紧缺，比如嘉靖抗倭时期需要紧急凑一笔军费的时候，官府就把田地给典当了，说是只出租使用权，但租着租着就收不回来了；
又或者官商勾结，知府县令偏要选个天灾人祸的时节，以低价格将这些田地给典卖出去，然后私下里收回扣。
最典型的就是大明首辅徐阶，他本人和他的家族侵占官田八万亩，但这还不是最恶劣的，最恶劣的是他带头以后，其他各级官员也有样学样，都开始了想方设法地窃取官田！
甚至最后在海瑞的步步紧逼之下，徐家也只是不情不愿地清退了二万亩官田而已，这田还是其中最下等的那种。
从洪武年间到如今，全国的官田大概减少了一半，大量的官田被偷偷转化成民田，这是大量国家资产以及赋税的流失。
其实从法律上来讲，官田也拥有不许私自典卖的属性，但耐不住地方官打擦边球，胆子更大的直接篡改数据，更改土地属性。
有时候朱由检的绝望就是这样来的，每当想到一个似乎很不错的点子，自以为带来了后世的智慧，但总是会在故纸堆里面发现前人早就那样干了。
只是再好的政策也挡不住岁月的锈蚀，再严密的法律也能被钻出个漏洞来，而且你说法律，有的人就应该窃笑了。
公田从属性上比原来的官田更高一阶，不属于官府，不属于皇帝，而是属于整个国家这样的抽象概念，在买卖方面直接锁死，不管什么私自不私自的，反正这田谁也不允许买卖。
在如今，正处于制度设立之初，效果还是很喜人的，试点又是摆在了皇城脚下，监管相对比较方便，但谁知道过个几十年会不会被某些败家仔给卖掉呢？以己度人，朱由检自己也不太听老朱的祖训啊。
其实保守派反感改革是有缘故的，一成不变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变革往往会成为钻空子的借口，谁也不知道改革能不能成功，也看不清改革者到底是为了国家富强，还是为了谋求私利，将改革当成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
苏州太仓储存着江浙一带的秋粮食，号称“天下之仓，此为最盛”，太仓附近的刘家港，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元代海运漕粮也由此出海。
十二月中旬，年关将近，此时的北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京杭大运河自然也被冻结了。崇祯三年、四年的旱灾相对缓解，但雪灾却有加重的迹象，最难熬的是如今尚且立足未稳的辽南地区。
建奴的大溃败引发了连锁反应，他们为了弥补战争的损失，加强了对内剥削，辽东境内有十几万的汉民不堪忍受这种欺压，于是选择了南逃，同时，逃向辽南的还包括了朝鲜的百姓，他们被欺负得更惨！
这一切原本就在袁可立的计划之内，内附的百姓可以为耕地荒废严重的辽南提供大量的人力，也可以就地募兵作为兵员补充。
耕战体系，自给自足，本来是一个很完美的策略，但在辽南自循环还没有形成之前，这里就已经有些超负荷运转了。
崇祯三年，朝廷已经给辽南填进去了一百万石粮食，但还是远远不够，如今辽南四州的人口已经快突破百万众了，真的是恐怖如斯！
这百万人口对于朝廷是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意味着，如果能够稳住辽南的局势，将意味着朝廷在辽东有了一百多万的人口，足够爆兵十万的恐怖实力。
到时候与辽西关宁军发动钳形攻势，组建合兵二十万众攻辽，收复辽东、覆灭建奴、犁庭扫穴，将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梦！
但是京城的粮食保有量，朱由检一直都很重视，只要京城的存粮低于一千万石，他就手脚发凉、气喘心慌、睡不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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