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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在车轮与铁轨永不停歇的撞击声中，艰难地透出一丝灰白。
火车像个精疲力竭的老人，喘着粗重的白气，终于缓缓驶进了庞大而喧嚣的上海站。站台上瞬间人声鼎沸，扛着大包小裹的人群如同开闸的洪水般涌向车门。
范秋生几乎是凭借本能，在车门开启的第一时间就挤了出去，动作敏捷得与他疲惫的身躯不符。清冽刺骨、混杂着煤烟和城市特有气息的晨风猛地灌进肺里，让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却也瞬间驱散了车厢里残留的浑浊和昏沉，头脑为之一清。
他裹紧身上那件早已被汗水浸透又风干、显得有些板结的棉袄，像一头闯入钢筋水泥森林的迷途羔羊，一头扎进了这个庞大都市迷宫般的肌理之中。
范秋生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小纸条，上面是何伟军用铅笔写下的地址——国营“永新”纺织厂。他一路问询，穿行在尚未完全苏醒的街道上。
狭窄的弄堂里晾晒着万国旗般的衣物，石库门的老房子沉默矗立，偶尔有穿着臃肿棉衣、拎着马桶或煤球炉的居民与他擦肩而过，投来好奇或漠然的一瞥。空气中弥漫着煤球燃烧的烟味、生煎包的焦香和淡淡的、属于大都市的、混杂着工业气息的独特味道。这一切都让来自小县城的范秋生感到巨大的疏离和压迫感。
几经辗转，他终于站在国营“永新”纺织厂那高大、气派的灰色厂门前。日头已经升得老高，厂区里传出机器的轰鸣声，高耸的烟囱喷吐着白烟，一派大厂气象。
传达室盘问登记，又指点了方向，范秋生才得以进入厂区，找到了供销科所在的办公楼。
供销科办公室宽敞明亮，墙壁刷着半截绿色的油漆，下半截是淡黄色的涂料。暖气开得很足，与外面的清冷形成鲜明对比，甚至有些燥热。水磨石的地面光可鉴人，几张宽大的深棕色办公桌整齐排列，桌上放着绿色的铁皮台灯、玻璃台板下压着各种表格文件。
办公桌后，一个穿着笔挺灰色毛呢中山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向后拢得油光水滑的中年男人，正慢条斯理地翻看着一份文件。他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手指修长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范秋生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努力挺直因长途跋涉而有些佝偻的腰背，整了整衣领（尽管那衣领已经磨得起毛），才拘谨地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平稳、带着点官腔的声音。
范秋生推门进去，暖气扑面而来，让他冻僵的脸颊一阵发痒。他走到办公桌前，带着谦卑的笑容，双手将那张承载着全厂希望的介绍信递了过去。
“海川芙蓉服装厂？”男人抬起头，金丝眼镜后的目光透过镜片，在介绍信上扫了一眼，又抬起来落在范秋生洗得发白的棉袄和沾着泥点的解放鞋上。他眼皮微抬，嘴角挂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近乎怜悯的笑意，“海川……哦，听说过，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地方嘛。”
他放下介绍信，身体微微后仰，舒适地靠在宽大的藤编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一副掌控全局的姿态。“范厂长，你要的这批进口混纺毛料，我们永新是有的，质量嘛，不敢说全中国，至少上海滩是头一份，国营大厂，品质保证。”
他顿了顿，端起桌上的白瓷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浮沫，呷了一口，“不过呢，与我们‘永新’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都是国家计划内的国营大厂，或者是有正规进出口渠道的单位。资金往来、账期结算，那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银行对公账户划拨。你这……”
他拿起介绍信，又轻轻放下，仿佛那是什么不洁之物，“你这小集体厂，性质特殊，账期……不好办啊。我们得规避风险，你说是吧？”
范秋生心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喉咙干得发紧，手心又开始冒汗。他舔了舔同样干裂起皮的嘴唇，努力挤出更恳切的笑容，身体微微前倾：“领导，您听我说，我们厂虽然刚起步，规模是小了点，但信用绝对靠得住！这趟来，我带了现金的，可以一次性付清，绝不拖欠！您看……”
现金？
男人像是听到了什么极其荒谬可笑的事情，眉毛倏地高高挑起，脸上那点仅存的、程式化的客套笑意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毫不掩饰的惊诧和轻慢：“范厂长，你是头一回来上海滩跑供销吧？这种进口的高档混纺毛料，动辄几千上万的金额，你揣着现金满大街跑？这像什么话？安全吗？合规吗？”
他连连摇头，语气加重，“再说了，国营单位有国营单位的规矩，我们只认公对公转账！这是财务制度，是红线。私人揣着一大包钱就来提货，那成什么体统了？传出去，‘永新’的名声还要不要？我们可不搞那些……江湖路子。”
他把“江湖路子”几个字咬得很重，带着明显的鄙夷。
最后，他仿佛失去了所有耐心，不再看范秋生，而是提高了音量，朝着门外喊了一声：“下一位！”
随即拿起桌上的文件，他重新低下头，仿佛范秋生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那声冰冷的“下一位”，像一盆掺着冰碴子的水，兜头盖脸地浇在范秋生身上。办公室里的暖气开得十足，此刻却让他感到一种刺入骨髓的寒冷，从脚底蔓延到头顶，四肢百骸都僵住了。巨大的羞辱感让他脸颊滚烫，耳中嗡嗡作响。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像堵了团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他默默地、几乎是踉跄地转过身，脚步虚浮地向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才猛然想起那张被张科长随意丢在桌角的介绍信——那上面盖着芙蓉厂唯一的公章。
他犹豫了一下，巨大的挫败感让他失去了折返的勇气，最终还是低着头，空着手，像个逃兵一样离开了这间温暖却让他心寒彻骨的办公室。那扇厚重的木门在他身后关上，隔绝了两个世界。
暮春的上海，天色阴沉得很快。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寒风在狭窄的弄堂里打着旋，卷起地上的废纸和尘土。
范秋生像个被抽掉了魂的木偶，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了一会儿，冰冷的空气让他稍稍清醒。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他咬了咬牙，眼中重新燃起一丝近乎偏执的亮光。
他凭着来之前打听的零星信息，开始寻找那些规模较小、可能更灵活的私营布料店和批发市场的档口。这些地方往往隐藏在热闹街道的背后，或是在大型集贸市场的深处，环境嘈杂混乱，空气中弥漫着化纤布料特有的气味、灰尘和讨价还价的喧嚣。
接下来的半天，成了范秋生尊严被反复践踏、希望被一次次掐灭的过程。他像一个没头苍蝇，在迷宫般的摊位间穿梭，重复着相同的动作：挤到柜台前，努力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询问：“老板，有中高档的进口混纺毛料吗？”
每一次，对方最初听到“毛料”时，脸上或许会闪过一丝职业性的热情，但当他紧接着报出“芙蓉服装厂”的名号，或者对方看到他朴素的衣着和急切的神情，那份热情就像被浇了冷水，瞬间冷却，变成了生意人特有的精明、警惕和毫不掩饰的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