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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沉沉，惊蛰日的寒气如生铁般压得人喘不过气。
服装厂后院里，几株老槐树枯黑的虬枝顽强刺破青灰天幕，褪色的红灯笼在料峭北风里簌簌发抖，残破流苏如老人花白胡须般颤动不止。砖墙上“劳动最光荣”的标语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深褐色的霉斑，像一块块溃烂的旧伤疤。
范秋生蹲在水泥台阶上，指尖的烟卷已悄然烧至过滤嘴，最后一点火星在昏冥暮色中挣扎明灭，映照着他眉宇间刀刻般的深壑。
车间木门半敞，四台蝴蝶牌缝纫机静静蛰伏于浓重的阴影里，宛如冬眠中僵死的甲壳虫。墙角那台曾震得窗棂发颤的电机，此刻也如哑巴般蜷缩着。
“范厂长，这个月的水电费……”罗红柳抱着蓝布封皮的账本立在檐下，围裙上沾着星星点点的面粉，声音放得极轻，仿佛稍重一点，便会惊碎这岌岌可危的寂静。
她这房东刚入股不久，厂子便没了生意，那点正月初八开工时积攒的喜气，早已随元宵节的烟花散尽了。定制校服完工后，晒晒太阳、缝缝补补就成了四个师傅日复一日的日常。罗红柳的焦虑，像这料峭的春风，无孔不入，刮得人心头刺痛。
范秋生掐灭烟蒂，军绿色中山装的后摆蹭了层灰白的墙粉。他抬眼望向廊下那块“海川市芙蓉服装厂”的杉木招牌，漆面裂开的缝隙里蛛网盘踞，如同这厂子的前景，千疮百孔。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重压得他心口发闷。
“叮铃铃——”清脆的自行车铃声蓦地刺破了院里的死寂。
一个裹在厚实棉衣里的中年人推着自行车停在厂门口，抬手敲响了那扇掉漆的木门。车间里正埋头补衣裳的王继勇抬眼瞅了瞅，没有理会。
“何厂长，你们何厂长在哪儿？”来人踏进院门，翻毛皮鞋碾过满地干枯的槐荚，发出刺耳的“咯吱”声。
见没人应声，他摘下驼绒围巾，露出一张泛着油光的圆脸，目光扫视着空寂的院子：“我是市宣传部的，姓李。谁是何厂长？有重要事情！”
市宣传部的？王继勇心里咯噔一下，以为对方找错了地方，茫然问道：“李同志，你找哪个何厂长？”
“芙蓉帽服厂的何厂长啊！”李同志语气笃定，“我去了芙蓉村，听村民说你们搬到城里来了，这才寻到这儿。”
没错，是这里。可芙蓉帽服厂的厂长明明是范秋生……王继勇正自纳闷，范秋生已闻声快步迎了出来，脸上堆起热络的笑容：“李同志，快请办公室坐！何厂长马上来，马上就到！”
他将李同志让进自己那间狭小的办公室，利索地泡上一杯毛尖茶。热水冲下，蜷曲的茶叶在杯中舒展开身体，升起袅袅白雾。
“李同志，请问找我们何厂长，是有什么指示？”范秋生小心翼翼地问，双手不自觉地搓着。
李同志端起杯子啜了一口热茶，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盖着红印的介绍信放在桌上：“市委要办春季展销会，要给工作人员定做一千套工装！周副部长亲自点的将，点名要你们何厂长来承做这批活计！”
周副部长？
听到这个称呼，范秋生心中霎时雪亮。他强压住骤然涌起的复杂心绪，脸上笑容未变，声音里却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李同志，真不巧，何厂长亲自买布料去了，得明天才能回厂。我是副厂长范秋生，您有什么具体要求，告诉我也是一样的，保管一字不漏转达到位！”
“那也行，”李同志点点头，又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件折叠整齐的工装，“这是样品。务必请转告何厂长，明天上午十点整，到市政府三号楼签合同，周副部长亲自等着的！”
范秋生双手接过那件藏青色的卡其混纺工装，布料挺括，款式利落，袖口还有一枚小小的“sz”字母暗纹——正是电视里那些深圳特区工人身上穿的时髦模样。他喉头滚动了一下，指尖触到那崭新的布料，一股暖流混合着酸涩猛地冲上眼眶，他赶紧低下头，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郑重：“李同志，您放心，我保证一字不差转告何厂长，绝不误事！”
送走千叮万嘱的李同志，自行车铃声消失在巷口，范秋生还捧着那件工装站在暮色渐浓的院中，指尖反复摩挲着那挺括的料子，仿佛在确认一场迟来的甘霖。直到何伟军从车间后门悄悄走进来，他才如梦初醒。
“小何师傅，你来得正好。”范秋生抖开那件崭新的工装，藏青色的布料在昏黄的光线下泛着沉静的光泽，“瞧，特区工人穿的样式。”
何伟军年轻的眼睛里瞬间被点亮，她伸出手，指尖轻轻拂过工装肩线利落的接缝处，触手是陌生的挺括质感，与她们惯常缝制的土布棉袄截然不同。她脸上泛起红晕，喃喃道：“真……真精神。”
“明天，”范秋生深吸一口气，目光灼灼地盯着她，“你去市政府签合同。”
“我？”何伟军像是被烫了一下，猛地缩回手，满脸惊愕与不解，“范厂长，我……我怎么能去签合同？该去的是你啊！”
“小何师傅，你还记得不，去年省电视台和市宣传部联合报道的优秀乡镇企业代表，就是你。而我，在他们眼中，是个投机倒把分子。”范秋生把公章包好，塞到何伟军手中，“从现在起，你就是何厂长。”
何伟军惊得后退半步，连连摆手，声音带着急切的颤音：“范厂长，这不行！厂是您私人创办的，您是厂长，这公章、这担子……”
范秋生脸上那强撑的热切笑容终于褪去，露出底下深重的疲惫与一种近乎悲凉的清醒。他走到窗前，背对着何伟军，目光穿透蒙尘的玻璃，落在那块饱经风霜的“芙蓉服装厂”招牌上。漆皮剥落处，不知何时竟被哪个顽童用粉笔歪歪扭扭地添上了一个“社”字——“芙蓉服装社”。他嘴角牵动了一下，不知是苦笑还是自嘲。
“在他们眼里，”范秋生没有回头，声音低沉地传来，像在陈述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我是摘了帽的‘投机倒把分子’。而你……”他终于转过身，目光复杂地落在何伟军年轻却已带着生活风霜的脸上，“你是年轻女工，是报纸上说的‘乡镇企业新力量’，是周副部长他们需要树起来的‘典型’。”他顿了顿，那眼神里有无奈，有洞察世事的苍凉，最后化作一种近乎托付的恳切，“你签，这合同才顺理成章，这厂子……才有活路。”
“那……范厂长您呢？”何伟军的声音有些发涩。
范秋生紧绷的肩膀似乎微微松了一下，一丝真正的、带着点生意人精明的笑意终于爬上他的眼角：“我去买布料！一千套工装，这料子可得下本钱，还得快，不能误了工期。”
他走到何伟军面前，拿起那枚尚带体温的公章，轻轻放在她摊开的、略显粗糙的手心里，“咱俩分好工，你当好‘何厂长’，我当好‘范采购’。都是为了这厂子，为了大家伙儿，能有口饭吃。”
何伟军的手心感受到那枚硬木疙瘩沉甸甸的冰凉，以及它上面残留的、属于另一个人的一丝暖意。她猛地攥紧了拳头，将那枚小小的印章和那份滚烫的托付，连同窗外呜咽的风声，一起紧紧攥在了手心。
门外的风更紧了，吹得那褪色的红灯笼在檐下疯狂地摇摆起来，竹骨吱呀作响，宛如一声声漫长而无声的叹息，正艰难地穿透这1984年的惊蛰日，料峭的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