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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蒋经国回忆，蒋介石曾说：
“没有必要这么做，共产党同意和谈只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部队打过长江，他们条件一旦成熟就没有和谈的余地了。此外，和平条件的第一条把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们国民党头上，党60年的光辉业绩一笔抹掉了。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传阅电报草稿说：“这封电报由我们俩联名，你作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我作为国民党的委员长。”草案宣布与共产党和谈已彻底崩溃，政府迁往广州，继续与共产党对抗。
李宗仁对此说不出什么，只好同意签名。
杭州会议制定的一个实际措施，就是新任行政院院长同时也是国防部长，全权控制军队。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引退生涯”尚未结束，立即返回了溪口。
李宗仁也感到精疲力竭，他回到广西的据点桂林，在那里休养了两个星期。
最后通牒规定的期限已到，仅在7个小时之后，共产党集中在长江北岸的大炮就开火了。
那天晚上，陈毅将军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长江口炮舰有名无实的抵抗下，轻而易举地打过了长江。李代总统大为恐慌，遂下令撤出南京。
24日，共产党占领了南京，红色军人成立了“和平筹备委员会”，负责处理接管程序。南京居民注视着胜利了的共产党军队，他们纪律严明，没有奸杀掠夺之事发生，也不碰外国人一指头，国民党军队对此或许要大为嫉妒了。
南京失守使驻蒋介石首府的一些外交使团的幻想破灭了，但他们发回国内的报告又充满了新的幻想。
这些人包括印度大使潘尼迦、澳大利亚外长科普兰以及加拿大代办切斯特·朗宁，所有这些人都抱有作为“农民革命者”的中国共产党定会与国民党妥协的幻想。
他们分析，共产党一定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管理城市和经济。在这种需求下，有可能成立联合政府，由李宗仁在联合政府中领导国民党。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深信，即使李宗仁在和谈中没有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共产党也会寻求美国的援助和合作。他的被保护人中国顾问傅泾波使他更加坚信这种天真的想法。
傅泾波住在司徒雷登的官邸里，是司徒雷登自己掏腰包雇用傅泾波的。傅泾波在燕京大学曾是司徒雷登的秘书，他常自信地谈到现在共产党内的“原燕京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对“老校的尊敬”等，好像他们一看到老校长就会马上成为亲美分子似的。甚至，李宗仁及其亲信都认为傅泾波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
这种误解使李宗仁固执地认为，即使和谈失败，他也能抛开蒋介石，从而与美国做笔交易。
当一切都失去时，他能以私人名义求助于杜鲁门总统。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时，所有大使馆也被要求迁到广州。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想通过他以前的学生劝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很多国民党人看来，他的这种态度更加挫伤了国民党的锐气，加速了他们在大陆的崩溃。
李宗仁在桂林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很多人来到这里要他把政府迁到广州，在那里反共力量可以联合起来。李宗仁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左右为难。他认为和谈没有成功，若把权力再还给蒋介石或许是明智的。但是，蒋介石已不是第一次为难他了，5月3日的重要会谈使他清楚了蒋介石的想法。
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的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像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镖。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待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的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抱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到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太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市副市长，并负责组织学生工作。他主管当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打进上海时，是吴绍荪把当地商业巨头、黑社会头目和国民党情报密探的档案全部交给了共产党，因此，陈毅能及时逮捕所有的敌对分子。据说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要求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总部，吴绍荪的倒戈打乱了蒋介石的这步棋。为了奖励吴绍荪，后来周恩来在北方接见了他，任命他为人民政府交通部顾问。
这时，精明的老牌军阀阎锡山扮演了一个极其短暂的角色。阎锡山从1911年起就开始统治山西，在那里修建铁路、公路，植树造林，发展农业，也没有忽视教育。他因此以“模范省主席”而闻名，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1948年秋，山西这个古老省份的首府太原开始被围攻，尽管有30英尺高的壁垒，但还是在第二年的4月24日被攻破了。阎锡山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于5月底飞到广州与李宗仁交涉。
李宗仁把他送往台湾，并给蒋介石带去了一封谦恭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的国民党全体党员都希望您来广州领导我们，我本人也真心希望每天能聆听您的教诲。”但是，蒋介石现在正在考虑其他事情，根本不准备复职。
阎锡山讲了一下大致情况，蒋介石听得也很仔细。在国民党的官员中，阎锡山是对美国在“中央政府”最需他们时采取“不干涉”政策最不满的人。他想让蒋介石废除“宪法”，建立军政府，不理睬美国的建议，也不要顾全他们的反应，按战时编制重新组建现存省份，立即采取措施，在共产党后方建立“反共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他的意见，理由是“必须保证民主制度”。
阎锡山带着轻蔑的口吻说：
“美国人觉得他们知道到底怎么办才对中国好，但是他们对中国能了解多少呢？他们只是通过那些密使们的眼睛来看中国的，是通过一些讲英语的中国知识分子及买办分子来了解中国的。
“他们不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就想把他们的民主介绍到中国来。
“我们吃大米，他们吃面包，难道我们也得吃面包，才能成为民主国家吗？我们不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对美国好，这么做是对的。
“借钱给朋友时，不应有附加条件。如果借钱给朋友的条件是朋友必须按你的规定来花费，那么这未免太荒唐了。
“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够多了。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我们卖给了俄国人。马歇尔调停无效，给共产党足够的时间部署军队，准备全面反攻。现在他们又靠传教士大使司徒雷登想把共产党改变成害怕上帝的基督教徒。如果我是你蒋先生，我要彻底忘记美国。如果连国家都没有了，那民主又值几个钱呢？”
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言语，蒋介石置若罔闻。于是，阎锡山于6月2日飞回广州，接替何应钦做了行政院院长。
阎锡山虽然年纪大了，且患有糖尿病，非常易怒，但他名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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