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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负责镇守平凉府的藩王，是韩恭王朱冲爩之子，乐平僖安王朱范场。
朱范场得知消息，他嗤笑一声，他双手一摊，无奈耸肩。
“你告知孤此事，意欲何为？”
“孤无兵可用，一个潇洒闲王罢了，你去找樊将军吧。”
挺搞笑的，朱范场堂堂“镇国将军”，手里却无半点兵力。
守个几把？
“朱瞻基，我谢谢你全家。”
当年明宣宗被汉王朱高煦吓得，平乱后立即削藩，彻底收回天下藩王的“三卫”，真的是一根毛都不剩。
负责通报的大明兵卫，于是又跑到将军府。
樊彦仔细一打听，坏事，平凉府这一万兵马，如何与瓦剌五六万对抗？（名字虚构）
如果赢了还好，能成名立腕，万一输了呢？岂不是千古罪人？
他选择了一条绝不会犯错的道路，就是撰写奏章，禀名万岁，让爷爷来定夺吧。
樊彦之所以会摆烂，完全是因为大明的“军功世袭制”。
明朝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遵循“寓兵于农”的指导方针，在全国实行卫所制。
看起来似乎没啥毛病，问题在于，卫所里的军官和普通军士，都是世袭制的。
你爸爸是将军，那你也是将军，你的兄弟、儿子、孙子你全家都是将军。
只要父辈不是谋反叛逆，哪怕杀人放火，无论受过怎样的处罚，调离、降职，甚至被处死！
那只是父辈犯的错误，与我何干？
父亲一死，我照样能顺理成章的继承他的官位。
这个制度太过逆天，让明朝将领渐渐地失去了血性，整日得过且过。
如此看来，在瓦剌入侵的时候，杨俊弃城跑路，也不足为奇了。
老规矩，“明实亡于朱元璋”！
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宣布废除“严惩贪官污吏”的刑罚后，不仅文官在贪，武官也不甘示弱。
那么问题来了，武官能贪什么？
宣德九年，兵部右侍郎王骥曾经向朱瞻基指出军中存在问题。
“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
王骥说的很全面，精准指出武官如何贪赃枉法的各种办法。
首先，“征差则卖富差贫”，即有钱的军士通过钱财贿赂军官，可以不去行兵打仗，而没钱的军士只能恪尽职守，甚至还要帮那群有钱人的活干完。
其次，武官在军备上牟取暴利，正统元年，大同府镇守文官报告，边防军士缺衣少甲足足四万余套；
兵部汇报，京军三大营战马数量不符，缺失两万多匹；
工部的东西厂仓库中，清查后发现，不符合工艺标准的军需用品，居然有十三四万件？
然后，“私役买卖”，军官会派遣军士去帮他们做买卖、经商、种田，经常强权侵占农田，军屯制名存实亡。
这还算是轻的了，甚至有军官竟敢盗卖军用仓粮和军武？
正统三年，西宁卫掌卫指挥佥事穆肃与镇抚李恒，私自将八千余石军俸粮盗卖；
正统四年，万全右卫指挥使王祥、怀安卫指挥使楚祯，盗卖两万余石军俸粮。
这些只是东窗事发的劣迹，不过冰山一角。
最后，克扣普通军士的月粮，已经属于基本操作。
正统元年，山西境内的官军就因为有27个月未发军粮，差点发生暴乱，揭竿而起。
王骥言辞犀利的指出一系列问题，说明明军内部早已积重难返、宿弊难清。
而我们的六边形战士明宣宗朱瞻基呢？
他装作没听见，反正一点处理措施都没有。
就这样，武官们渐渐胆大妄为，来到正统年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渐渐败露。
真别整天说什么，大明亡于文官集团。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群武将军官，诗人握持？
“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
朝廷发再多的军饷也没用，全特么被这群畜生给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