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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耳不能自聪，合天下之耳听之而后聪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视之而后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圣，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后圣也。若天子唯以两耳听之，两目视之，一心思之，则十步之内（疑当作“外”）不能闻也，百步之外不能见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况四海之大，万枢之繁者乎？圣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讽议之官，开献替启沃之道，俾乎补察遗阙，辅助聪明。犹惧其未也，于是设敢谏之鼓，建进善之旌，立诽谤之木，工商得以流议，士庶得以传言，然后过日闻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长庆集》卷四十八）
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张。（《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们二人的共同主张。）他们又主张设立采诗之官，作为采访民意的一个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问：圣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后行为政，顺为教者也。然则一人之耳安得徧闻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尽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为如何？
这是假设的问，答案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於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税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所谓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之锱铢之失，上必闻也。则上之诚明，何忧乎不下达？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这个主张又见于元和三年（808年）白居易做府试官时所拟《进士策问》的第三问，意思与文字都与《策林》相同（《长庆集》卷三十，页二一、二二），可见他们深信这个采诗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809年）作《新乐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为《采诗官》，仍是发挥这个主张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诗官 监前王乱亡之由也
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不是章句无规刺，渐及朝廷绝讽议。诤臣杜口为冗员，谏鼓高悬作虚器。一人负扆常端默，百辟入门两自媚。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闭。君耳唯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这种政治理想并不是迂腐不能实行的。他们不期望君主个个都是圣人，那是柏拉图的妄想。他们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贬都能使“乱臣贼子惧”，那是孔丘、孟轲的迷梦。他们只希望两种“民意机关”：一是许多肯说老实话的讽刺诗人，一是采访诗歌的专官。那时候没有报馆，诗人便是报馆记者与访员，实写人生苦痛与时政利弊的诗便是报纸，便是舆论。那时没有议会，谏官御史便是议会，采诗官也是议会的一部分。民间有了什么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税虐政，一班平民诗人便都赶去采访诗料：林步青9便编他的滩簧，刘宝全10便编他的大鼓书，徐志摩便唱他的硖石调，小热昏便唱他的小热昏。几天之内，街头巷口都是这种时事新诗歌了。于是采诗御史便东采一支小调，西抄一支小热昏，编集起来，进给政府。不多时，苛税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于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饮水思源，发起募捐大会，铜板夹银毫并到，鹰洋与元宝齐来，一会儿，徐志摩的生祠遍于村镇，而小热昏的铜像也矗立街头。猗欤休哉！文学家的共和国万岁！
文学既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故文学当侧重写实，“删淫辞，削丽藻”，“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白居易说：
凡今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咏诗赋碑碣赞咏之制，往往有虚美者矣，有媿辞者矣。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惑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
臣又闻，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策林》六十八）
“尚质抑淫，著诚去伪”，这是元白的写实主义。
根据于他们的文学主张，元白二人各有一种诗的分类法。白居易分他的诗为四类：
（1）讽喻诗：“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
（2）闲适诗：“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伤诗：“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
（4）杂律诗：“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
他自己只承认第一和第二两类是值得保存流传的，其余的都不重要，都可删弃。他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义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与元九书》）
元稹分他的诗为八类：
（1）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往古者。”
（2）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3）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4）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5）律诗。
（6）律讽：“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7）悼亡。
（8）艳诗。（见《叙诗寄乐天书》）
元氏的分类，体例不一致，其实他也只有两大类：
元稹在元和丁酉（817年）作《乐府古题序》，讨论诗的分类，颇有精义，也可算是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文字。他说：
乐府古题序 丁酉
诗讫于周，《离骚》讫于楚。是后诗之流为二十四名：赋、颂、铭、赞、文、诔、箴、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操、引、谣、讴、歌、曲、词、调，皆诗人六义之余，而作者之言（《长庆集》作“旨”，《全唐诗》同。今依张元济先生用旧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军宾吉凶苦乐之际，在音声者，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别其在琴瑟者为操引。采民氓者为讴谣，备曲度者总得谓之歌曲词调，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
由诗而下九名，皆属事而作，虽题号不同，而悉谓之为诗，可也。后之审乐者，往往采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
而纂撰者，由诗而下十七名，尽编为“乐录”“乐府”等题。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辈，亦未必尽播于管弦，明矣。
后之文人达乐者少，不复如是配别，但遇兴纪题，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賸，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余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昨南（各本无“南”字，依张校）梁州，见进士刘猛、李余各赋古乐府诗数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余因选而和之。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若《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之类，是也。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词先蝼蚁之类，是也。刘李二子方将极意于斯文，因为粗明古今歌诗同异之音（似当作“旨”）焉。
他的见解以为汉以下的诗有两种大区别：一是原有乐曲，而后来依曲调而度词；一是原来是诗，后人采取其词，制为歌曲。但他指出，诗的起源虽然关系乐曲，然而诗却可以脱离音乐而独立发展。历史上显然有这样的趋势。最初或采集民间现行歌曲，或乐人制调而文人造词，或文人作诗，而乐工制调。稍后乃有文人仿作乐府，仿作之法也有两种：严格地依旧调，作新词，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数相同，显然是同一乐调，这是一种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题，如罗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题同而句子的长短，篇章的长短皆不相同，可见这一类的乐府并不依据旧调，只是借题练习作诗，或借题寄寓作者的感想见解而已。这样拟作乐府，已是离开音乐很远了。到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篇，讽咏当时之事，“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便开“新乐府”的门径，完全脱离向来受音乐拘束或沿袭古题的乐府了。
当时的新诗人之中，孟郊、张籍、刘猛、李余与元稹都还作旧式的古乐府，但都“有新意”，有时竟“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刘猛、李余的诗都不传了。）这已近于作新乐府了。元稹与白居易、李绅（公垂）三个人作了不少的新乐府（李绅的新乐府今不传了），此外如元氏的《连昌宫词》诸篇，如白氏的《秦中吟》诸篇，都可说是新乐府，都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新乐府。故我们可以说，他们认定新乐府为实现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最适宜的体裁。
元稹自序他的《新体乐府》道：
……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白居易的新乐府的自序，已引在上文了，其中有云：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要做到这几个目的，只有用白话作诗了。元白的最著名的诗歌大都是白话的。这不是偶然的事，似是有意的主张。据旧时的传说，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墨客挥犀》）
这个故事不见得可靠，大概是出于后人的附会。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主张用平常说话作诗，后人也造成一种传说，说他每作诗都念给一个老妪听，她若不懂，他便重行修改。这种故事虽未必实有其事，却很可暗示大家公认这几个诗人当时确是有意用平常白话作诗。
近年敦煌石室发见了无数唐人写本的俗文学，其中有《明妃曲》《孝子董永》《季布歌》《维摩变文》等等（另有专章讨论）。我们看了这些俗文学的作品，才知道元白的著名诗歌，尤其是七言的歌行，都是有意仿效民间风行的俗文学的。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与后来的韦庄的《秦妇吟》，都很接近民间的故事诗。白居易自序说他的新乐府不但要“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还要“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这种“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的诗体，向哪里去寻呢？最自然的来源便是当时民间风行的民歌与佛曲。试引《明妃传》一段，略表示当时民间流行的“顺而肆”的诗体：
昭军（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三边走马传胡令，万里非（飞）书奏汉王。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衙官坐位刀离面（离面即杜诗所谓“花门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原文此处为“□”），枷上罗衣不重香。可惜未殃（央）宫里女，嫁来胡地碎红妆。……寒风入帐声犹苦，晓日临行哭未殃（央）。昔日同眠夜即短，如今独寝觉天长。何期远远离京兆，不忆（意）冥冥卧朔方。早知死若埋沙里，悔不教军（君）还帝乡！（《明妃传》残卷，见羽田亨编的《敦煌遗书》，活字本第一集，上海东亚研究会发行。）
我们拿这种俗文学来比较元白的歌行，便可以知道他们当日所采“顺而肆”的歌行体是从哪里来的了。
因为元白用白话作诗歌，故他们的诗流传最广。白居易自己说：
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与元九书》）
元稹也说他们的诗，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勒”是雕刻。此处有原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此为刻书之最早记载。）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是（日本本《白氏长庆集》作“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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